在1915年8月京大夏季演讲会上，内藤开讲清朝史通论，内容涉及清朝的史学。

这段话中的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正是强调心之空虚处充满了被称之为魂魄的精爽之气。而是意味：‘知觉存在于属于气的‘心与作为对象的‘理之关系中。

从气一边说心，就是人心。在朱子看来，由于心是由特别清澈的气构成的，故心中充满了被称之为魂魄的精爽之气。第一个层面是问心是由什么构成，第二个层面是问心的运行机理及功能是什么。同时，这也证明卜道成作出朱熹对作为自身就应该吸引人们研究的‘心是什么的问题并不关心和在朱熹哲学里就没有独立的和直接的讨论心由什么构成的问题的判定是有道理的。因而，在朱熹哲学里就没有独立的和直接的讨论心由什么构成的问题。

在朱子的哲学中，知觉神明之心是作为以知觉为特色的功能总体，而不是存在实体，故不能把对存在实体的形上学分析（理/气）运用于对功能总体的了解。从人看，人之心、性、情为人之易、道、神。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古代儒学实际上很大程度包含此种义涵。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同时，他考察指出：截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国大约建造了各级学校文庙1749所。[①]而庙学作为儒学与经学（学统）的物质载体，历史意义重大。

随着帝制结束，国体变更，古代政治制度和经学制度解体，儒学教育式微，庙学亦逐渐丧失其儒家思想义理教育和礼乐教化之文政教、文教职能。第三，庙学体现了儒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22]参见韩星《国学话语体系建设》，载《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会议手册》，2018年2月6日。今之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孔子师徒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古代儒学也有儒家思想义理这一层面，包括儒家礼乐教化。

[31]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中庸章句序》中无周敦颐，此应为朱子后增。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参见丁四新《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中州学刊》2019年第2期。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学则主要是指古代国家创建的各级官学，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

[23]参见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46页。为表达对孔子于教育文化事业所做巨大贡献，汉代开始重视曲阜阙里孔庙祭孔，由汉高祖刘邦开其端。

[32]根据丁四先生考察，朱子后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道统之祖，则其历史更为久远。国学于是有了国家最高学府和国家公立学校两个层次的义涵，此是学界需要注意分疏的。

此亦是孔庙从祀由之前重视传经之儒到更加重视传道之儒之重要历史背景及原因。近现代以来，尽管这一传统形式废疏，仍有不少士子、文人墨客在延续祭孔讲经形式。主要研究领域为儒教、儒家哲学与礼乐文化，著有《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等。[25]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参见牟宗三所著《生命的学问》，三民文库1997年版，第60-71页。历史上，孔庙从祀制（包括四配、十二哲及两庑先贤先儒172名）与儒家道统意识关系密切。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学则指官学，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

也即在孔子之前，还有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是整个儒家道统谱系的起点[32]，故《礼记·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0]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6页。

[15]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说文》），郑玄注云：前曰庙，后曰寝。儒家在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上升为经学思想，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学说，具有官方性。

孔祥林先生指出：19世纪中期是孔子庙的全盛时期，中国有学校孔子庙1730多所，朝鲜有360多所，越南有160多所，日本有100多所，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纪念孔子庙、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朝鲜也有一些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日本只有个别纪念孔子庙，而越南目前尚未发现学校文庙以外的孔子庙。行道之儒主要在清代出现并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孔庙从祀制度史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此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儒学之概念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国子学、太学包括府、州、县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学校的一体化，但庙学合一历经了很长的历史进程。所以天子临雍讲学，一定先去孔庙跪拜释奠先师，再去国子监辟雍给文武百官和国子监师生讲学。国子监划归学部，古代学校大都废弃，建立了新式的各大、中、小学校。

宋代以来宫廷经筵讲学，亦可谓祭孔讲学之一种。其次，庙学是儒学倡导尊师重教之重要场所。

[21]韩教授的这一历史还原是比较准确到位的，他将国学这一概念的历史及现代变迁予以了充分考察。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在对庙学与儒学及其密切关系予以解析之后，笔者尝试进一步探讨探讨庙学与儒家道统之关系。

庙学一词，最早出自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惟此庙学，邺侯所作。[29]丁四新：《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中州学刊》2019年第2期。综上所述，庙学作为儒学、经学（学统）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治统（政统）与道统、经学（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在《论语》中，孔子还用文斯文来代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并传续之。

[33]据考察，早在宋代，人们不再满足于孔庙仅以孔门弟子和传经之儒附享，而将那些弘扬孔子思想之学者（不以传注六经为主，而尤重义理之阐发，并自觉传承孔子之道和儒家道统）亦作为附享人物，此即传道之儒。[11]也即庙学一词虽其出处甚早，但必须确定庙学之庙为主祀孔子的庙宇，方可符合庙学一词之本义。

而在今天，它的内涵和外延其实皆变窄了。 常会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儒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儒家之道统谱系，亦可由孔庙大成殿中所悬挂的乾隆御题楹联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得知。庙是接神之处，尊，故在前。